曾发出“最后一电”震动全国 抗日老兵卢庆贻去世******
“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这是抗日战争期间震动中国的“最后一电”中最为著名的一句话。
这封电报出自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约17000名中国士兵面对超过10万日军,坚守衡阳47天,打退日军多次进攻,直到弹尽粮绝时发出了这封被称为“最后一电”的电报。这封电报后经报纸报道,闻名全国,激励了国人的抗日热情。
2023年1月9日,当年发出了“最后一电”的发报员、抗战老兵卢庆贻的儿子卢先生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表示,其父亲在1月8日上午10时55分于湖南湘潭去世,享年94岁,“父亲一直教育我们做人要诚实,要走正道,堂堂正正做人。他曾谈起战争时命悬一线的经历,但直到此前有人调查相关的历史时,他才说起自己就是著名的‘最后一电’的发报人。”
卢庆贻13岁报名参军
湘潭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此前发布的文章中介绍,1941年,刚满13岁的卢庆贻报名参军,投身抗日,被分配到第十军军部。1944年,为扭转太平洋战场不利局面,日军急于打通从中国东北到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疯狂实施所谓“一号作战计划”,扼守粤汉铁路的长沙、衡阳是主战场之一。当年5月底,第四次长沙会战爆发。日军主将找到中国守将的战法漏洞,狡猾地实施作战计划。当年6月,长沙沦陷,衡阳北面再无阻挡,日军大举南下进犯。第十军奉命死守衡阳,寸土不让,等待援军,但双方实力悬殊,守军只有17000余人,日军兵力超过10万人,还动用大量飞机大炮对守军阵地和衡阳城狂轰滥炸。
1944年8月6日发“最后一电”
文中介绍,卢庆贻曾回忆说,1944年6月下旬,日军三个师团对衡阳城发起第一次强攻,从地面和空中进行狂轰滥炸。但守军士气高涨,沉着应战,顶住敌人猛烈炮火,日军阵地几乎没有向前推进一步。“日军还使用了毒气,我军整整一个排的人都被毒死。城内的防毒面具都被送到前线,但还是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后来只能把毛巾打湿后围在脸上防毒。”卢庆贻说。此后,中国军队又先后打退了日军的两次强攻,但守军粮食弹药补给吃紧,援军却迟迟不到。8月6日,守军拟好了一道电报,由译电员交给卢庆贻,卢庆贻随即将电报发往芷江,后经由芷江空军台转往重庆。此后,卢庆贻被日军俘虏,万幸在被日军强迫劳动时逃脱,抵达贵阳后,才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了他拍发的“最后一电”全文。
70多年后仍能背完整段电文
卢庆贻的儿子告诉北青报记者,父亲当时是部队中的电报员,当时译电员给卢庆贻的是电文代码,他自己并不清楚发布的电报具体内容,直到抵达贵州才了解到自己当时拍发的电报引发了全国热烈的反响。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70多年后,卢庆贻在接受采访时仍能一字不差地背完整段电文。衡阳沦陷后,不少阵亡中国士兵遗体暴露于野,长时间没得到安置。抗战胜利后,包括卢庆贻在内的60多名第十军士兵赶到战场,用4个多月时间收集了3000多具阵亡将士遗体,全部合葬在衡阳城郊张家山一带。卢庆贻的儿子说,近些年父亲还曾和他一起去过张家山,“父亲给我讲当年这一带的情况,回忆当年的故事。”1946年,卢庆贻回到老家务农,再也没有出去。
据新华社报道,2015年9月3日,卢庆贻作为抗战老兵代表,受邀到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并于当天坐上第11号阅兵车接受检阅。在卢庆贻卧房里,墙上挂着很多他参加抗战纪念活动的照片,桌上摆着各种荣誉和纪念勋章。“跟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我算幸运的。无数将士官兵献出宝贵生命,才换来如今的和平生活。”卢庆贻说,“我们要珍惜和平,希望永远不要再有战争。”
卢庆贻的儿子向北青报记者表示,目前家人正在操办老人的后事,“父亲曾给我们讲过战争的残酷,谈起他九死一生的经历。但一直没提起自己就是‘最后一电’的发报人,直到前些年有研究者得知他是衡阳保卫战的亲历者,找他了解情况,老人才讲述了自己发出‘最后一电’的经过。在日常生活中,他也一直教育我们一定要做个诚实的人,要走正道,做一个正派的人。”
文/本报记者 屈畅 统筹/孙慧丽
东西问丨贝尔恩德·迈尔:“欧洲首个中国城”如何与中国结缘?******
中新社柏林2月2日电 题:“欧洲首个中国城”如何与中国结缘?
——专访德国巴伐利亚州迪特福特第一市长贝尔恩德·迈尔
中新社记者 马秀秀
德国巴伐利亚州的迪特福特有“欧洲第一个中国城”之称。那里面积不大,设有中文学校、中国博物馆;那里的人不会中文,却常被人称为“巴伐利亚的中国人”。
迪特福特每年2月都会举办富有中国特色的“狂欢节”。届时,街头巷尾挂起大红灯笼、窗户上贴起“福”字,居民们纷纷装扮成中国人的样子,表演中国式传统节目。
迪特福特如何与万里之遥的中国结缘?当地与中国的交流交往情况如何?为促进中德友好,迪特福特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迪特福特第一市长贝尔恩德·迈尔(Bernd Mayr)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就以上话题进行探讨。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德国迪特福特被称为“欧洲第一个中国城”。可否介绍下其与中国的渊源?
贝尔恩德·迈尔:这要追溯到中世纪时期。大致在1400年至1450年,那时迪特福特属于艾希施泰特(Eichstätt)教区,所以主教府派税务官到迪特福特收税。当时迪特福特建有城墙,还有两个大城门。当税务官来到迪特福特,居民们紧闭城门,并在城楼上说:“不,我们不交税,因为主教都不关心我们。”在此情况下,税务官不得不离开,并在书中记载此事。在这本流传至今的书中,税务官们表示,迪特福特居民像筑城墙进行防御的中国人一样。这就是当地居民被昵称为“中国人”的由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迪特福特逐渐有了“狂欢节”的雏形,那时的表演就有吹奏乐队装扮成中国人的样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狂欢节”的庆祝规模不断壮大,迪特福特居民被称作巴伐利亚的“中国人”也为国际熟知。有些孩子从幼儿开始就装扮成“中国人”参与到“狂欢节”活动中。这是当地人保持了几十年的传统:在某个周四,人们都装扮成“中国人”的样子庆祝节日。在“狂欢节”期间,人们将自己视为巴伐利亚的“中国人”。
2019年迪特福特“中国人狂欢节”盛装游行现场。袁金永 供图中新社记者:可否介绍下今年“狂欢节”的特色和亮点?
贝尔恩德·迈尔:今年我们将第一次有一对“皇帝夫妇”参与“狂欢节”表演,以前都只有“皇帝”的角色。届时,“皇帝”和“皇后”会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随从队伍。
扮演“皇帝”和“皇后”的是两个迪特福特人,他们两人确实已经结婚。此外,参与表演角色的还有“中国战士”和“中国厨师”等。
今年“狂欢节”将在2月16日周四14时开始,先是进行大游行,然后会有戏台表演,人们可以观看“皇帝”和“皇后”并向他们致敬,之后在所有街巷、酒店等展开狂欢。
2019年迪特福特市“中国人狂欢节”上装扮成皇帝(左二)等中国风情角色的迪特福特市民们。袁金永 供图中新社记者:迪特福特居民到访中国的情况或对中国印象如何?
贝尔恩德·迈尔:事实上,访问中国的迪特福特居民并不多。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访问了南京,当时我们是三十人的代表团。在1999年迪特福特乐队也有三十几人到访过北京。此外,商务人员也会在中国和迪特福特间往返。但总体来看,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去过中国。
基于我们的“狂欢节”,迪特福特居民与德国其他城市的居民相比,思想更为开放。当然,每年能有中国人到访迪特福特让当地人感到开心。比如,来自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或慕尼黑孔子学院的代表团来访。对于迪特福特而言,在街道上能看到中国人散步是很正常的事情。
以去年“巴伐利亚中国之夏”活动为例,中国驻慕尼黑总领事童德发一行访问迪特福特,我们和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交流,观看了中国舞蹈和音乐表演。虽然迪特福特很小,但我们为德国巴伐利亚与中国的友谊作出了一些贡献,这是众所周知的。我要再次强调,只要我们互相交流,就有机会去理解完全不同的文化。
中新社记者:目前,迪特福特与中国的交流交往情况怎样?
贝尔恩德·迈尔:我们与中国的交流互动会定期进行。诸如,我受邀于1月15日参加了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的春节招待会。今年的“狂欢节”,总领馆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帮助,借此我们能够在节庆期间把城市装点成中国风格,这是一个相当美好的故事。
我们一直在尝试让巴伐利亚文化与中国文化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产生连接。我们每年都尝试开展新活动,无论是语言、写作,还是绘画、烹饪课程都得到了极大的支持。当地的文化宫(Kulturhaus)会特别围绕中国主题举行文化日活动,人们可以学汉字、学做中国菜,迪特福特的中餐馆也会参与进来,确实很棒。
2019年,迪特福特“中国人狂欢节”主角“福高帝”将“御厨证书”颁发给在当地经营餐饮业的华人袁金永夫妇。袁金永是德国中餐烹饪联合会会长、迪特福特“七仙镇酒楼”总裁。袁金永 供图迪特福特有两家汽车行业的公司与中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业务往来,在中国有大量销售及生产。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伙伴关系非常好,非常积极。
2014年以来,我们与南京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我计划在2024年带经济界代表团访问南京,对此我非常期待。
中新社记者:为促进中德友好,迪特福特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贝尔恩德·迈尔:就我自身而言,我去中国已有十次了,到访过香港、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并在这些地方受到欢迎。
就像我此前谈到的,互相拜访很重要。我们要试图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和结构,不要想当然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可能会做伤害我们的事。与之不同的是,如果没有中国,我们在德国巴伐利亚可能也不会这样富足。
如果其他城市间有类似的伙伴关系,就应该用心经营。要维持这种伙伴关系,就一定要互相拜访,否则这种关系可能会“沉睡”或停止。进行实地交流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有助于加深对对方城市的了解。(完)
受访者简介:
贝尔恩德·迈尔(Bernd Mayr),1968年2月19日出生于迪特福特。自2020年5月起担任迪特福特第一市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